作者：陸燁 蘇若林 賈少學 劉洋 蔣士成
【導讀】剛過去的7月，近500名學員參加的2023年度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教學科研骨幹研修班成功舉辦。研修期間，文匯報記者李念組織了五位學員同學👨🏻🚀，也是哲學社會科學建設的五路大軍中堅力量——上海不同高校和科研機構的青年副教授（俗稱“青椒”）在緊張的課余舉行了圓桌談🕊，圍繞如何建設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展開了熱烈討論和交流。上篇為《五學科“青椒”圓桌談1：“富礦”整理源自文化自信》。此為下篇。
自主知識體系三維度進展觀察
文匯🥫：近幾年🕙🧎🏻♀️➡️，各個學科都在各自領域進行著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學科👩🏼🦱、學術、話語是展開的具體三個維度🧉。我們可以交流自己感受到的這方面的亮點，我們各學科間一定有共性之同🧘🏿♀️🦦，和個性之別，以此也可以互學互鑒🧎🏻➡️。
*《民法典》後大量實證規範應運而生，法律界以教義學範式建立自主體系
劉洋：以改革開放為起算點，我國法學經過40余年的發展，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早在2011年春季“兩會”上👷♂️，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吳邦國委員長即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建成。
隨後的十余年間，政治與行政管理、經濟建設與營商環境優化、社會運行、環境與資源保護、勞動與社會保障、涉外交往與國家安全🧎🏻、科學技術發展和促進、司法製度等各個方面，又不斷有特別法湧現，法網日益廣大綿密。2021年《民法典》這一市民社會生活“百科全書”的頒布實施，使民商事法律製度的體系化更上層樓。如今，各個領域數量可觀的實證規範呈現彼此鑲嵌、內外互聯的狀態🚹，並且幾乎都是我國發展應運而生的產物。
這一背景下👨🏽✈️，法律人共同體也意識到，不論裁判實務抑或理論研究，其範式皆應由早期的政策性思維和立法論話語轉換到教義學範式和解釋論路徑。
教義學範式意味著🌋，將個別的法律判斷建立於一般性權威命題的基礎之上🃏。這是對我國政經格局和社會需要的回應🧏🏻♀️，習慣法的勘定仰賴對國民長期踐履行為模式的厘清🤦♀️，判例法理的抽取更以熟悉我國裁判實務為根本前提。這一思維範式與自主知識體系存在天然的親和性，故對後者有極大的促進效果。經過多年的踐行🪕✈️，法學領域回歸本土、立足本土❤️🔥、服務本土的意識早已深入到法律人的靈魂中👬🏼。因而🥥，我國法學雖從移植和繼受的起點上出發，卻在教義學方法的引導下，漸漸走出一條知識體系和思維方法自主化的道路。
*中國學者學術話語權提升，以期為國際現象提供通則性解釋
蘇若林：法學界的實踐確實可圈可點，即便作為非專業人士也能感受🧏🏿♀️。而在國際關系理論領域，無論是以“三大主義”（即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為代表的宏理論還是現在中青年學者主要著力的中層理論，國際關系理論一直在探討和追尋長歷史時段國際關系實踐的普遍規律⛓，為理解國際關系現象提供通則性解釋。
隨著中國物質力量和知識力量的發展，國際關系的中國經驗與中國實踐獲得了越來越多的關註，中國學者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獲得國際認可👩🏻💻。例如⬅️，閻學通提出的“道義現實主義”、秦亞青提出的世界政治的“關系理論”和唐世平提出的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理論”都試圖直接與西方經典國際關系理論對話➖，並對經典理論進行修正和整合🪸。而趙汀陽提出的“天下理論”和上海國關學者提出的“共生理論”更多是從中國歷史哲學和中國外交實踐的視角，審視和批判西方既有理論，發展出帶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
這些理論路徑的提出都讓國際關系界更加重視中國知識界對學科的貢獻。學者們從傳統經典或是中國歷史經驗出發，調整現有西方為中心的國際關系理解，最終目的都是為國際關系學界貢獻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國際關系理論🏋🏽♂️。
*西方經濟理論亟待完善🧜🏽，中國經濟學者的使命是總結本國實踐並推向世界
蔣士成：構建立足於中國發展實踐的自主經濟學知識體系就是要回答好“中國之問🟠、時代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在中國的經濟學教育中大規模引入國際主流經濟學理論體系也只是最近二十年左右的事情，所以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的經濟學人更多的工作是學習📔、引進✢、吸收🖐🏻。但是中國的經濟學人並沒有止步於此，而是不斷地基於中國的發展實踐進行創新🔮。例如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林毅夫等人就運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變化，並形成了一套“新結構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經濟學人在創新中國經濟學理論的過程中主要要處理兩方面問題，一是研究對象，二是研究方法。第一個問題就是要研究中國問題。目前國內發展較快的是實證研究🛶。如清華大學的白重恩教授就說過：“中國特色的實證性經濟學研究既體現繼承性和民族性🧉，也體現原創性和時代性🥷🏻，因為研究中的選題、背景 都因其獨特性而帶來原創性💇♂️🧈，因其與時俱進而帶來時代性🈁。”相對於實證研究而言，基於中國實踐的重大理論研究創新則要慢一些。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對待和運用西方主流的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首先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並非拋棄西方經濟學理論。作為基本的研究方法☛，現有的經濟學理論具有其科學性。而且目前西方主流理論仍與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物理學🧘🏻🔁、信息科學等學科的交叉💳、借鑒中不斷發展🔼、豐富。因此👦🏽，中國科學院大學的洪永淼教授說🚧：“經濟學基本理論和中國經濟學的關系是一般與特殊的關系”😑，“中國經濟學家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從中國經濟特殊性中提煉一般性🧗🏿♂️，泛化中國經濟發展經驗，使之成為可借鑒、可復製的發展模式，並對當今世界經濟 學做出原創性貢獻。”
中國經濟學在理論創新的過程中還有一點引起爭論的是理論術語的創新。理論創新不是簡單的術語創新🤦🏿♀️。用經濟學通用的研究方法和術語研究中國實踐即使科學研究的需要🎁💁🏿♂️，也有利於中國的經濟學者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回答好“世界之問”。權衡教授在為我們研修班所做的報告中就指出🎿👩🏼🦳：如何讓國外經濟學界更好地理解我們的“高質量經濟增長”🆓，我們經濟學者就可以通過用“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解釋其中的含義。這樣的解釋就便於國外的同行理解我們的經濟實踐🤘。
*中國歷史學曾受西方範式影響，西方學者和我國學者均有深刻反思
陸燁🍻：中國傳統社會對文史非常重視，但歷史學作為一門專業學科，自近代以來就受到西方學科理論的影響，在學科劃分、學術理論、研究方法🧑🏿🎨、研究範式、研究工具等方面，都與西學有著密切關系。改革開放以來☝🏽，學界對海外理論的輸入更為廣泛，例如社會史領域的法國年鑒學派。即使是傳入的外國學者對中國的深度研究💂🏻，比如施堅雅區域研究理論，也帶有西方式的思維。
一方面，西方學者中就不乏對此的反思。美國學者羅茲·墨菲(Rhoads Murphey)依據西方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理論👔，詳細梳理了近代上海的發展歷史後提出，經歷歐風美雨沖擊的上海對整個中國適應世界潮流、邁向現代化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經過多年的觀察和思考，後來羅茲·墨菲承認中國的發展並非如他想象的那樣，在其《外來者》一書中修正了自己1950年前後的觀點，認為亞洲各國均有不同的經濟、社會、文化模式，對現代化的回應也各有不同，以西方的視野看待中國並不恰當🌊。
另一方面，中國學界對此問題也早有認識。例如馬漢的海權論在晚清通過日本傳入中國，被朝野看成強國寶典而獲得追捧熱潮。隨著時間推移💠，民國學界開始意識到其與海陸復合型地理環境、尚未完成工業化的中國有著諸多不契合之處，及其道德缺陷與中國傳統價值的齬齟。經過百年的探索，新時代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和構建海洋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念，指出了一條合乎國情的海洋強國道路，這是自主的理論創新的極佳案例。
應該說，國內歷史學界很早就對自主知識體系創新的重要性有所意識🏦。進入新時代🧑🍳，在黨的創新理論的指導下🙆🏿♂️，在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要求的推動下，無論是主流的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還是新興的城市史🦐、環境史🫃🏽、海洋史等，都在積極全面地探討創新道路。同時，歷史學界也意識到了自主知識體系創新的緊迫性。一方面歷史學是基礎學科，其自主知識體系建設將會影響到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近年來學界在總結國內史學成就、與其他學科交流👨🏿💼、吸收海外優秀理論等方面加大了力度。一方面基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學界也對海外扭曲中國歷史的學術現象進行了揭露和反擊，例如近年來對西方新清史學派的批判。
*從俄羅斯法治進路看我國國際法的自主知識建構
賈少學♙：改革開放40余年來🥢，國際法學者積極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改革，為加入WTO進言獻策，提供學理支持與法理依據🏌️♀️。在國際法理論研究、實踐應用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例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一國兩製”，三資企業法🫷🏻、和諧世界、“一帶一路”倡議🔋、人類命運共同體、涉外法治、對外關系法等。當下，國際法的一些缺陷說明了實在法規範在人本主義理念上的欠缺，也反映出西方國際法話語模式的嚴重局限性。
中國國際法的話語能力與話語表達的主動性不斷增強。關於俄羅斯法治發展是我國法理學界、比較法學界的一個重要的學術話題。
進入21世紀初期，俄羅斯曾幻想進入西方世界，但遭到西方排斥而被迫向東方轉向，長期對於歐亞主義認知上的某種不確定性🧛♀️，造成俄羅斯國內學界思想上的混亂；表現在對於本國法治建設與西方法治語境中的民主🤸🏼😛、自由、權利等概念的關系處理上，很長時間內無法有效地進行本土化吸收與創新。在俄羅斯國家轉型過程中，俄羅斯法治之路歷經現實考驗與理論爭論而不斷明晰，表現在司法改革🛕、市場運行、公民自治等法治建設中的不同發展狀態👏🏼，並演化出“自上而下”式的法治生成模式，通過“強力國家”🈳、“可控民主”等話語概念的提出✍🏽，俄羅斯法治話語體系才有了真正自主發展的可能📿🙍🏽♀️。
在國際法領域💂🏻，俄羅斯國際法理論也處於一個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具有不同於西方國際法理論的特色😒。從文明與法律製度的關系視角出發，俄羅斯國際法學界關於國際法理論的諸多討論很大程度上是依托於“俄羅斯文明”的認知展開的👩🦯➡️。俄羅斯將“俄羅斯文明”概念作為本國國際法話語體系的底層基礎🏋🏼♂️👈🏿，並結合著對於“俄羅斯世界”的觀念建構🥗，不斷推動著自身的國際法實踐。
以俄羅斯法治和國際法的探索為例，既是我國比較法的研究成果，也對中國自身的國際法建設不無啟發🤑。
個人研究的“四問”之效
文匯🪥✈️：剛才我們或從學科體系，或從學術、話語角度交流了各自所在領域建構自主知識體系的進展和前景🌀，尤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困惑。建立自主知識體系最終是要起到服務於人民和時代之效，也就是回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中國之問、時代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各位青年學者都有自己的研究特長，我們從自己的小切口入手🙇🏻♂️，來聊聊服務效果？
*結合教義學和社科法學兩種思維🙇🏼♀️，為法官判案提供完備參考
劉洋🔧：從我研究的民商事法領域而言🦶，我持續註重在四方面發力☸️☑️。
首先是重視實證方法、提倡案例研究👨🏽⚖️。中國裁判實務中🤽🏽，大量的案例其實都閃耀著智慧的光輝☄️🧑🏿🏭，它們中國大地上真實運行著的“活法”（living law）👩🏿✈️，而非“躺在”書本上的“死知識”。我個人既往的研究成果中，既有圍繞最高法院所裁判且影響較大的經典個案所做的案例評析論文🫳🏽；也有基於我國各級法院海量案例的統計分析展開的群案研究式論文，這無疑是深度關切中華大地上活生生的法治秩序，並期待以建設性態度參與其成長的努力。
其次👩🦯➡️🧑🏻✈️，參與法律評註的撰寫⛹️♂️。法律評註乃法學理論作品的一種文體🧝，以逐條闡釋現行實證法的意旨👨🏼🔧、體系定位👮🏻♀️、構成要件、法律效果🚃、程序事項等規範適用中必須關註的因素為主要特征🙎🏻，盡可能為法官處理具體糾紛和案件提供內容完備的參考。評註型法學理論作品的問世，恰是學者希冀以學術推動司法實踐、與法官群體密切互動🆚，同時借此契機汲取司法智慧以刺激學術靈感，令法條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蓬勃生長的最佳例證🌍。我國迄今在民商法、刑事法領域皆已出現評註型法學作品🦝，且民商法領域還形成了“版本競爭”和“派系爭鳴”之勢🤱🏿，可說蔚為大觀、令人欣喜，這是我身處其中的中國民商法學界在回應中國法治的呼喚和籲求、回答“中國之問”方面的努力。
再次♍️，統合教義學與社科法學兩種思維方法，共同服務於法學的研究。若幹年前🚴🏼♀️，我國法學界就法教義學與社科法學何者乃法學之正朔展開了激烈的學術論爭，一時間“硝煙四起”👩🏻🦯，兩派各有擁躉，相互間大有“勢不兩立”“你死我活”之勢。可在我看來，教義法學固然強調對現行法的尊重，但顯然它也承認🚬，任何成文法體系必然難免漏洞的發生。漏洞發生處，漏洞填補與規則續造的方法即須登場。而規則續造和漏洞填補的過程中，價值判斷無論如何不能缺位🧼🧑🏿🍳。妥當價值判斷的確立🤺，當然要借助大社會科學觀念下諸子學科的知識、經驗和理論。同時🤹🏿，法官運用自由裁量權對成文法中俯拾即是的不確定概念、一般條款進行具體化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歷史學等等社會科學的成熟經驗和成果，都能發揮極大的影響。是故🚶🏻♂️➡️，即便在我這樣一個向來以教義學者自居的人眼中，教義法學也離不開社科法學的輔助🧘🏿♂️，離不開時代化🧑🦼➡️、本土化了的社會科學及其立足於中國場域🦘、語境提煉出的正確命題及見地的支撐。這不正與“時代之問”“中國之問”的精髓要義精準匹配🪠、若合符節？
最後🦥，延續和發展比較法方法🦵🏼。強調自主知識體系和法律製度的本土化闡釋及運用👮🏼♂️，絕非排斥比較以及對域外成熟法治經驗的參考☮️。《民法典》在製定中🤸🏻，“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術及“總分式”體系構造、“準合同”概念的引入、功能性擔保物權觀念的確立👩🏼🚀，分別吸收了德、法、美等國民商事立法的智慧結晶💾，讓我國《民法典》在與全球發展趨勢接軌的同時，更具世界氣象，此實乃法學界回應“世界之問”的精妙安排。
*融合多學科和海量數據，完善“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建設
蘇若林👨✈️：盡管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這“四問”存在其內部統一性𓀓👩🦯，並不能完全割裂開來看，但是國際關系學科本身可能對回答“世界之問”更有針對性。科學回答“世界之問”要求正確認識和處理好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就我關註的國際安全領域而言，回答“世界之問”一個核心的要素就是如何系統理解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國面臨的系統性安全風險👮♀️。當前，我們所處的時代𓀅👨❤️💋👨，安全的內涵和外延更加豐富。而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國際安全風險呈現出高度復雜性和系統性，各種外部風險一旦應對不力，就容易內外聯動、疊加升級，最終危及國家安全🤽♀️。那麽，如何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導下準確理解安全風險的系統性以及構建有效的預警體系就成為安全研究的重中之重。我目前在研的兩個項目也是圍繞這個主題🫶🏼🙅，一個主要關註新冠肺炎疫情等非傳統安全風險如何導致地區動蕩和沖突因素積聚，另一個則是聚焦當前中國外源性安全風險的形成機製。
為了應對系統性安全風險🧸，未來國際安全研究可能還會在如下兩個方面拓展🧋。一方面，國際安全研究將聚焦大變局下國際形勢的發展以及中國面臨的復雜多變的外部安全環境🌙，對大變局及其帶來的系統性安全風險進行相應的理論發展和創新🚣🏻♂️。
另一方面，在理論的指引下👩，前沿國際安全研究還將融合多種學科知識👌🏻，選擇適當的方法和可靠的數據來研判外部安全風險🕸，踐行二十大報告中提到的“完善風險監測預警體系”“構建全域聯動🧑、立體高效的國家安全防護體系”。
例如，隨著大數據的興起與分析工具的升級🥻，大體量🍫、連續性和非結構化微觀數據可以被挖掘🤏，我們可以憑借機器學習等分析手段對互動情境下多重風險因子進行捕捉、感知和響應，從而有效評估與應對外部風險，助力系統、全面、實時的預警體系建設。
*大城市治理領域，黨建引領是有“兩手”外第三種力量在發力
陸燁🌕：就我關註的大城市治理領域而言，黨建引領城市治理是典型案例。黨建引領，可以說是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之外，加上了第三種力量👯，提供了一種人格化的治理平臺。
其治理模式和方法💲，既有馬克思主義政黨城市工作的特點，又體現出現代城市治理的特征，也包含著傳統中國士紳鄉賢參與地方治理的成分🧃。但同時🧖🏽，其又與傳統時代的治理、西方城市的治理、前蘇聯城市的治理都不相同👱🏿♀️🫃，是黨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吸收了各方優點而創造的獨立自主的城市治理模式，兼具人民至上的無私性、強大的組織協調性和具有社會影響的先鋒模範性三大優勢。
這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治理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兼收並蓄型的治理模式，這種歷史現象內含著很強的創新性和包容性🤛，對其的闡釋和敘事🥸，與舊的🤺、外來的知識體系並不契合，無疑需要自主知識體系創新🛍️🍯。否則就無法科學地解釋與回答世界和中國之問👨🏻🎨：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成就是如何實現的🦵🏽。也無法科學地規劃未來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
*浙東從南宋就重視民間工商業意識🚏，與邊沁“私利”論有本質差別
另一種是中國文化自生性演化的現象闡釋，所需要自主知識創新。
例如中國民間商業文化和精神的闡釋👧🏻。早在南宋時期，浙東地區就出現了重視民間工商業的意識，並由此發展出儒家文化中事功主義的思想脈絡🧝🏼♀️🤽🏻，也影響到今天新時代企業家精神的形成，而非來源於西方重商思想。這類傳統經世思想雖然在近代社會裂變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學影響🪬🍣，但其自生的連續性並未斷裂，其秉持家國天下的理想🐵，追求道德與事功統一的信念，將個人財富創造與國家命運💇🏻♂️🧑🏽🚀、地方民生緊密結合的觀念，與英國邊沁等人以個人私利而構建現代社會的思想仍然有著本質上的差異。以西方的歷史和文化理論，就很難解釋近代以來東南商人愛國愛鄉⛹🏼♀️、抵製侵略、熱心地方教育和建設事業等與私利相涉不多的行為選擇👩🏼🚀👩🏽🎨。其傳統文化的內核因素，值得我們好好挖掘、提煉、研究、闡釋與講述。
以上兩種歷史現象👆，是我在研究中接觸較多的。正如總書記所論，中華文明自有其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中國歷史的發展延續也自有其獨特性存在，對其解讀也只能依靠自主知識體系創新👇🏿，才能做到恰如其分👩🏿🦳。
*從“一帶一盟”法律研究為支點，為能源合作提供持續智力支持
賈少學：2015年中俄確立了以“一帶一盟”經濟合作為紐帶，推動“一帶一路”倡議不斷深化的行動方向。目前，國內關於歐亞經濟聯盟現有的學術成果主要是國際關系學科領域的👷🏿，集中於歐亞經濟聯盟的創立、發展🕵🏿、國際環境與國家利益等問題的考察和討論。相關研究從總體上看，理論化建構仍需完善，描述性的成果居多🧑🏿🎨，法律類問題研究相對較少👨🦼。
近年來👨🏻🎓👇🏽，我在法學領域深入研究了“一帶一盟”的法律問題，具體聚焦在能源合作的法律建設分析上。涉及到歐亞經濟聯盟成員國在能源安全治理的法律路徑🗻、能源安全原則、能源製度規範等具體問題。研究中，采用類型化與功能化的研究方法，對俄羅斯、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等國深入開展國別研究💇🏽。以“能源合作”作為基本立場，探究能源政策、能源安全和生態保護在立法層面的最新發展✌️。
當前“一帶一盟”對接合作已在實然層面完成從“共同話語”向“共同興趣”“共同利益”轉變的任務，並朝“共同命運”的應然方向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應當是多維的🔂，需要在多個領域構建共同體支柱👨🏼🌾，其中一個重要支柱就是以“一帶一盟”建設為契機，構建能源合作的命運共同體🤵🏽♂️。期望相關研究可以有助於中國防範“一帶一盟”能源合作的法律風險🤽♂️，保障中國能源安全🥧，為“一帶一盟”能源合作提供更為持續的智力支持，從學者的角度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化作出些貢獻🏃➡️。
國情考察對自主知識體系的啟發
文匯👵🏻：感謝各位青年學者的分享和思考。“四問”其實都是可以落到非常具體的研究點的。因為研修班學習任務繁重😔，我們圓桌談的後半段是在各自完成國情調查之後再進行的。我們可否簡短交流一下在各自考察點得到的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啟發。
*黨建引領裏的人格化治理平臺
陸燁🤸🏽♂️🔚：這次我們哲社12班赴河南新鄉考察🫵🏻，讓我看到了黨建引領農村治理的偉大實踐及其成就。新鄉地處內陸平原和太行山區👰🏻，其現代化發展需要處理好自然條件與市場經濟的關系🌗👩🏼🚀、現代市場觀念與傳統小農思想的關系♦️、個人富裕與共同富裕的關系等諸多難題。改革開放後，在史來賀、鄭永和、吳金印🔳、張榮鎖等一代代先進基層領導群體引領下，掛壁公路橫空出世，新農村社區拔地而起，萬畝桃花源漸成規模。
這些案例顯示出👎🏿，農村現代化同樣需要在基層社會有人格化的治理平臺。這一點傳統鄉紳沒有完成👳🏻🐅，民國引入的西方式縣議會也做不到🤛🏿，反映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基層黨組織和黨支書承擔了這個使命👨🏻🦰，也很好地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麽能”的問題🙎🏼♀️。
“黨建引領”雖是這幾年剛興起的熱門詞，但很多做法措施在新中國早期建設中就已出現🗓，只不過以往對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忽視🔓🪗，而尚未有更完整的闡述和表達♧。這需要我們把祖國大地上的這些偉大事跡和精神提煉出來🧑🏽🚒🫸🏼，在“兩個結合”指導下，形成學理化的闡釋🏇🏿、學術化的表達、通俗化的講述，將精彩的中國故事講給各地同胞聽，講給外國友人聽，講給我們的下一代聽🪞，並以此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沂蒙精神的海外傳播
賈少學☛：我們哲社10班赴臨沂市考察。沂蒙精神與延安精神、井岡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樣，是黨和國家的寶貴精神財富。“黨群同心、軍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與共”的沂蒙精神作為一種先進群體意識🚴🏻♂️，有著深厚的文化基礎👨🏼🏫，也是紅色文化的典型範例🧑🧑🧒🧒。
沂蒙精神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增強了我們對於文化的內涵與多樣性的理解👲🏼，增強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實踐理解。沂蒙精神是黨和人民在革命鬥爭過程中，不斷走向理論自覺的碩果💲，並且一直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在今天正通過海外華僑不斷向世界傳播。
沂蒙考察之行，讓我深刻理解自主話語的重要性。從文化符號學意義上，沂蒙精神作為一個話語符號，為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起到了較好的作用。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我們需要將文化自信註入到新時代參與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行動之中。
*“三權分置”被用活了
劉洋👰🏿♀️：我們哲社5班河南安陽紅旗渠之行，讓十余年來沉浸於象牙塔中的我，有了一次零距離體會“鄉土中國”、感受普通人民創造偉力的機會。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工具極其簡陋🧭、遭遇三年自然災害、政治風暴不幸發生的情況下，林縣人民徒手挖出一條至今仍哺育著子孫後代的“人工天河”，那種震撼至今不消🤌🏼。
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林州人民還通過創辦合作社，乘著黨中央“農地三權分置”的政策東風，借助於經營權流轉，將土地集中於合作社之手，實現農地規模化、專業化經營。農民除了獲取合作社成員身份，還就地轉化為合作社各項崗位的工作人員；並在一次性土地流轉收益之外🙇🏿，還能拿到合作社定期分成、崗位工作收入💺，林州人民還將這種農地經營模式遷移性地應用到民房建設和民宿經營之上🦹🏿。
農地承包經營權本身就是“中國創造”，“三權分置”框架下析出的“土地經營權流轉”，更是他國所無。在林州農村👨🏻🦳，這一製度卻被勤勞智慧的人民“用活了”，為中央頂層設計提供了最生動的實踐註腳，也是進一步發展、完善、闡釋中國特色農地製度和土地經營權的最佳素材。中華大地上這些人民實踐🧑🎤，正是我們學者構建、發展自主知識體系不竭的源頭活水。
*知識創新也需要“團結協作”“自力更生”
蘇若林：紅旗渠精神講求“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這與學者們知識創新的努力也有很多契合之處。
具體來說，任何知識的創新和摸索都必然體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同時🧑🏽🍼，知識從來不是按照學科邊界割裂開來的🗳，對世界的認識也不應該局限於一隅一時🐍🧑🏽🦲。國際關系問題更無法從一個單一視角和領域給出很好的答案💑，理解和把握世界的變化趨勢需要不同領域的共同協作。國際關系的知識創新更不能只局限在本學科內部搞閉門造車👭，或是只聚焦小時段的離散變化，而是應該樹立大歷史觀、大學科觀👫，真正做到問題導向，從而科學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蔣士成：紅旗渠這一偉大的水利工程能夠在那樣艱苦、落後的條件下完成，恰恰體現出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獨特性🕵🏽♀️，“紅旗渠精神”是“愚公移山精神”的現代版。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顯然少不了這一重要的文化和精神因素🥂。
這些因素幾乎被主流西方經濟理論所完全忽視🙇🏽♀️。這既說明了我們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必要性🧓🏻，也如我的研究中所悟——中國不同於其他國家的超大規模特征✊、5000年傳承不斷的文化，還有未曾在其他國發生過的實踐💂🏽，足以讓我更堅信要把研究寫在祖國大地上🏖。
文匯：從大家的感悟中，確實感受到“論文寫在大地”上的強大現實動力和源泉。我和三位同學一同去了紅旗渠，也深為震撼。當年縣委書記楊貴為了民眾能喝上水、灌上田，免去千年以來的缺水之苦之難🐧，以敢於擔當精神，歷經十年動員林縣共30萬民眾修成了這條“人工天河”🧑🏽🦳。今天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的青年學者們在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漫長過程中🧑🏿🍳，同樣需要這樣的精神，以此共勉於更多的“青椒”們，在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民族復興之路上🥷🏼，你們的知識🦬、理論力量承上啟下😊，彌足珍貴。
再次感謝大家的參與和充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