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洋 蘇若林 蔣士成 陸燁 賈少學
【導讀】剛過去的7月🩵，近500名學員參加的2023年度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教學科研骨幹研修班成功舉辦。研修期間🏌️，文匯報記者李念組織了五位學員同學👐，也是哲學社會科學建設的五路大軍中堅力量——上海不同高校和科研機構的青年副教授（俗稱“青椒”）在緊張的課余舉行了圓桌談🫑，圍繞如何建設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展開了熱烈討論和交流👩🏻🔬。講堂將分上下兩篇給予刊發👨🏻🦽。
五位青年學者匯聚2023研修班🤟🏿🛀🏼，研討自主知識創建
文匯：在第一周尾聲我們一起聆聽了上海社科院黨委書記權衡教授的專題課“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哲學社會科學工作重要論述”，再次回溫了哲學社會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的“517”講話中說，“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於自然科學的發展水平，也取決於哲學社會科學水平”🔫😸，他特別指出要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去年4月25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他又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相信大家在各自的學科中，對這個話題也都不陌生，而文匯一直有組織跨學科討論的計劃🛅，這次研修班正好提供了邊學邊悟的良機🎈。而且，各位都有不同的留學和訪學經驗，更有比較視野🧔🏼♀️，因為大家分在不同的班級，我們先自我介紹一下🦸🏽♀️。
劉洋🧎🏻♀️➡️📇：我來自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主要從事民商法🤵🏿、金融法、比較法的研究🎡，是浙江大學和德國慕尼黑大學聯合培養博士，並赴弗萊堡大學做訪問學者🤷🏿♀️。
蘇若林：我來自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主要從事國際安全領域的研究🎀，此前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蔣士成：我來自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奧利弗·哈特合同與治理研究中心，主要從事合同與組織經濟學的研究，此前曾在哈佛大學和波恩大學做訪學研究。
陸燁🧞♂️🚴🏻♀️：我來自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要從事城市史、海洋史、江南史的研究💩，曾多次赴歐美和韓日等地訪學。
賈少學：我來自欧亿平台中國-上合基地辦公室，主要從事上合組織國別法律、國際法治、數字法治研究，曾在莫斯科大學訪學。
文化傳承視覺和學科科學方法創新下的新認識
文匯🧑🤝🧑：法學、國際關系學🐈⬛、經濟學、國際法都是社會科學，歷史是人文學科，但城市史天然具有社會史的傾向🦐，也註重借助社會科學理論和工具進行歷史學的分析和闡述5️⃣。
我們這個研修班的時機非常好，開班前有兩個重要講話，一個是6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的新的文化使命。
另一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開辟馬克思主義時代化中國化新境界”進行第六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結合”“六個必須堅持”是黨的理論創新的科學方法，要不斷深化對黨的理論創新的規律性的認識🈹。
開班後的專題講座中，顏曉峰、王公龍兩位教授也都做了專題講解。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家對自己所在的學科推進自主知識體系的建立，有何新的認識？
*法學是“地方性知識”🧑🏿🍼，日本、臺灣均經歷了借鑒後的“在地化”
劉洋：我理解🪥，這兩個講話進一步闡述了建設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為何要建立自主知識體系的必要性🧑🏼🌾。
按照人類學家格爾茲（Clifford Geertz）的說法，法學主要是一種“地方性知識local knowledge”🧑🏼🔬，這當然也是法學界的一種共識。換言之✍️，其必然鑲嵌於特定的政經體製、文化範式內，其適用🚑、貫徹和功能的發揮離不開本土文化✋、歷史傳統✬、倫理觀念、價值體系的依托和輔助，並受後者反作用影響。薩維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就曾明確指出：法律源自民族精神（Volksgeist）和歷史傳統，故法律只能被“發現”👶🏼📋，無法被“建構”。對中國這樣一個有著五千年悠久歷史的文明體系和國族來講🐽🚴♂️，自然亦不例外🖐🏿。
放眼世界，日本作為典型的法製繼受型國家，於明治維新後，在“全盤西化”理念的指引下👵🏻，迅速開啟了大規模的法律製度移植的實踐。但一段時間的踐行後，反思聲震天價響☢️。至關重要的隱憂在於🍒：日本要永遠在不斷迭新的母法國背後疲於奔命🧛🏽，忠實追隨😑👱🏿、亦步亦趨嗎？經過法學界數十年“在地化”的奮鬥，如今👸🏽，日本民法理論已然走上自主生長的道路👔，甚至在比較法研究的場域內，日本法儼然擁有了能與德法、英美法律體系“分庭抗禮”的氣象🧔🏼。
視野轉回我國，以南京國民政府為例，其曾翻譯德國六法構成自己的“法統”🧙🏿♂️✊，並隨蔣介石繼續運作於我國臺灣地區。但因德國法學理論的迭代及其對相應實證規則解釋進路的持續更新🪬，常常引發臺灣地區司法裁判“老化”或法律學理“過時”的迷惘與譏諷。經過數十年“在地化”發展✅，臺灣在法律自主化🤷🏽♀️、本土化的道路上無疑已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功🦕🚣🏽♀️。
*發達國家法律“角逐場”帶來弊端🙌🏿，物權法等領域以國情加以型塑
大陸地區也有相似的歷史和相仿的困惑🍋。新中國真正的法治建設始於改革開放之後，臺灣地區、蘇聯的法律文本均成為我國法治建設早期的效仿的對象。隨著中日交流的拓展，日本法又構成我國立法借鑒的重要藍本。留學漸成潮流之後，自美國、德國等其他發達國家學成歸國的學者又將相應國家🕘🛌🏻、地域的法律製度、法學理論、司法實務批量化引入，我國一時間成為諸發達國家法律製度及其理論競相輸出並意欲“攻城掠地”的角逐場。
然而🐈，規範最終要落腳於適用，適用必離不開解釋，解釋終究仰賴於客觀化的規範目的的發掘和判定👩👩👦，客觀化的規範目的又與系爭案件所處的政經格局、社會環境時時存在密切互動𓀘。
不少領域中🕣，出於對本土倫理觀念、文化傳統延續和維系的考量🛀🏼，立法者對比較法的參考早有保留性的安排，婚姻家庭與繼承法領域即屬適例👩🏻✈️。還有些場合，根本政治製度的分殊直接決定了我國對應的法律製度必須以根本不同的模式加以型塑🧑🏻🦯。這方面的證據🫵🏿，沒有比物權領域的國家所有權、嚴格的農地用途管製更為典型的了。也有些製度，立法者“混合繼受”😝、“因時因地製宜”的條文設計思路使其內容在繼受過程中發生變異。由此決定了我國現行實證規範的解釋適用🏃♀️，無法簡單地通過套用他國理論的方式來實現🐙。
所以🍛，在自主理念指引下😌，塑造自主的解釋方案、建構自主的知識體系，實現“從照著講到接著講”的根本轉換，才是破局之道🛬。當然，站在更高的層面觀察⏏️，這其實也是避免“文化/製度殖民”在法律領域的具體映射♿️。
*非西方世界興起和多元主體出現，國關知識體系需回應時代需求
蘇若林：與法學“地方性知識”特點不同👨🏽🎤🫁，國際關系追求的更多是通則性的解釋✥。國際關系關註國際社會不同行為體之間互動、國際體系運行演變的普遍規律。相較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國際關系是一門年輕的學科。盡管在國際關系學科建製以前就已經存在豐富的國際關系實踐與理論概括🐙，國際關系成為獨立的學科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在學科建設之初，國際關系學科有兩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一個是以西方為中心✝️，西方世界的物質力量優勢轉化為學科建製中的知識體系和話語優勢🛺，學科的核心概念和理論大都體現了西方的思想元素和歷史經驗。例如💁🏼♀️，“權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這個現實主義的核心概念就源於對歐洲國際關系歷史實踐的概括總結🗒🦸🏿。而最初國際沖突理論也是聚焦歐洲長期的戰爭沖突歷史，並以此作為學術靈感和主要研究對象。當時國際關系學科的另一個特點還體現為以國家為中心，傳統的國際關系研究將主權國家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認為國際關系就是國家之間的互動關系🧑🏼🎤。正如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肯尼思·華爾茲（Kenneth Waltz）所說，盡管國際社會中存在不同的行為體，國際結構卻是由主要行為體決定的，而國家（特別是大國）就是現在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之後的幾十年裏，這套知識話語及其實踐啟示伴隨著西方國家在全球的實力擴張而散布開來🧑🏻🍳。
但是，隨著非西方世界的興起和多元主體的出現，人們發現原有的西方為中心、只關註國家的國際關系知識體系很多時候不能幫助我們回應時代發展和現實需要。新的現實問題和現實需求的出現推動著新知識體系的構建👩🏽🚀。因此，中國的自主知識創新不僅是為世界貢獻中國經驗和中國知識，更是為了回應“新國際關系知識體系構建”的時代需要。
*西方主流理論也可研究中國實踐，中國實踐更需要中國理論
蔣士成：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是伴隨著近現代西方經濟發展實踐而建立起來的，往往是重大的經濟事件推動了重要的經濟學理論創新，例如⛺️，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經濟大蕭條促使經濟學家們開始反思新古典經濟學對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完美描述，這一時期不僅發生了標誌著宏觀經濟學誕生的“凱恩斯革命”🧏🏽，而且也出現了讓經濟學家反思微觀價格理論的“科斯革命”🚄。兩三百年的經濟實踐和無數經濟學者的觀察和創新，構建起了了現代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但是這一理論體系並沒有充分關註到近50年的一個偉大實踐，中國這個超大型國家從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社會逐漸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更沒有基於這一實踐發展起系統的理論加以解釋。
事實上，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不僅為我國的經濟學者提出了大量亟待解釋和分析的問題，而且也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可供深度挖掘的研究素材和啟發理論創新的典型事例。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一方面🌆，如何將這些實踐提煉和轉化為理論🐰🔻、知識，以便於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人都能更好的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成就和其中經驗🤰，是中國經濟學者進行自主知識創新的必然任務，也是中國經濟學者為人類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所能做的獨特貢獻🙃。另一方面👩🦽，中國特有的實踐往往具有普遍的理論意義，對於其他國家的發展也具有啟發性🍧。這也需要通過構建基於中國發展實踐的理論體系加以系統詮釋👷🏽♀️。
我的研究領域是合同與組織經濟學，經典的經濟學理論會以規模經濟解釋中國的超大規模對於經濟發展的意義。我通過研究組織的規模和復雜性與組織中的規則和激勵機製之間的關系，用理論和經濟學實驗證明了——當組織成員相互可以影響時🙋🏻，規模越大🖥、越復雜的組織越可能選擇統一、剛性的規則。
*中國問題具有內生性📚、原發性*️⃣，理論範式無法從舊知識體系產生
陸燁🙎🏼：剛才法學🥌、國際關系學🚂、經濟學同仁說了一個共性🧑🏽💻：我們的社科學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原創性不足👨👨👧👦、主體性缺失的問題。其原因，一方面是自近代以來對西方學術理論的向往與追捧🥸，一方面是對中國發展道路獨特性認識的不足。
歷史證明，中國發展遇到的問題👰，往往具有內生性和原發性🪞🙇🏿♂️，中國的發展道路，正在走出一條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新路。研究對象是自主創新的產物，研究而產生的理論或範式也就無法從舊的、西方的知識體系中完全產生😈，必然需要學界依據全新的經驗系統和知識場域🐒，依靠自主的知識創新👩🏻🦼➡️，概括新實踐，探索新規律，提煉新理論🤾，來進行中國式現代化的學理性詮釋、闡述和探討。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並提煉中國道路的本土經驗和歷史借鑒，並進行學理化闡釋和學術化表達。這也是總書記提出的文化自信的意義。
以城市史中的城市治理研究為例，以前對上海城市治理近現代化的論述，往往註重對租界政府、華界地區引入歐洲市政製度歷程的梳理，從意識上來說較為認同費正清等人提出的“沖擊-反應”模式的思維框架，其背後又折射出西方中心論前提下🕛，中國文化缺乏自然行動動力而顯示停滯性的韋伯式觀點🈶。事實上，細看近代上海的城市治理，即使是西方僑民主導的租界治理🧑🎓，也在逐步探索對不斷演變中的華人社會的適應問題，也不得不借助諸多中國傳統的治理方法。
而新中國建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及其他東亞地區城市的飛速發展和成功治理，更有力地證明了西方學者觀念上的偏頗。即使秉持西方優越觀念的學者，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本土文化的影響🛌🏿🦐，例如《全球城市史》的作者喬爾·科特金認為，當代中國成功的城市建設，是在新儒教信仰體系與外來的西方科學理性主義結合之下進行的。
不可否認🧘♀️，歐風美雨帶來了先踏入工業社會的海外治理經驗，但是面對如此超大體量、錯綜復雜、歷史悠久💃🏿、文明獨特的轉型道路上的中國社會💆，海外經驗也有力所不逮之處📱📁。中國傳統治理智慧的豐富性和不可替代性也不應該被忽視🦡，也必將對未來的城市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鑒。而這些多重因素影響下的中國道路的闡釋和表達，就不得不依靠自主的知識創新來實現🩲✥。
*通過“一帶一路”促進新的國際條約◽️、多雙邊協議產生
賈少學：在我看來，自主知識創新應首先理解何為“自主”及相關概念。“自主”基本含義是能依自身的意誌、權力行事，不受他人幹涉。自主性是人在實踐活動中體現出來的主體特性之一，關於自主性的討論涉及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法學等不同學科領域。從一定意義上說，自主知識創新是堅持文化自信的外在表現與直接體現，沒有文化自信，談不上自主知識創新。同時自主知識創新可為文化自信提供一種支撐與保障📮。
堅持文化自信，非憑空而來，需要在理論上給予創新突破👨🏼💻，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需要從學科、學術、話語三個方面進行推進👩✈️，在自主知識的自我建構與自我創新的過程之中，尋找中華現代文明的自主地位與文明立場。一方面，要充分吸收借鑒人類知識的優秀成果👐🏻🖖，通過文明互鑒實現自我超越與自我生長，另一方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堅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上沒有純而又純的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創新來源於問題🧑🏻🦳，需要堅持問題導向👨🏻🎨。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提出10周年🎛🖇，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面臨著諸多的挑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法治文化不同❌、資源稟賦不同、體製不同🙎♀️，利益需求也各有不同🫴🏿🚣🏽♀️，存在著較大的異質性🧎🏻♂️➡️。如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深化發展是重要議題🖖🏻🤵♀️，學界高度重視“一帶一路”法治保障♉️、“一帶一盟”對接合作、“數字絲綢之路”法治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治進路等研究🦴。
從學科🔂、學術與話語創新角度👩🏻🔧，“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是中國融入世界的實際舉動🈁，也為國際法的發展提供了較好的學術載體與實踐土壤👼🏼，法律實踐中與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均有密切聯系。通過“一帶一路”促進了一系列新的國際條約🧑🏼🚒、多雙邊協定的產生🧑✈️。中國國際法學者為“一帶一路”不斷走深走實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跨學科帶來的啟發💅：社會科學的共性和借鏡之效
文匯：謝謝大家🍭，不僅梳理了學科特點，更闡釋了必要性。今天是個跨界圓桌談🎢，我們可否各選擇一個學科做點評，或者提出疑問🩳，來加深對自主知識體系的認識🤌🏼。
賈少學👆🏽🧈：陸老師的思考話題很有價值🕤。“西方中心論”的邏輯背後是對人類文明等級的評判。“西方中心論”在歷史學、法學等諸多學科均有話語體現🤽♂️，也衍生出“製度優越論”等理論🏄🏻。解構“西方中心論”是個必然面對的問題🛀🏼，包括其是如何導入、如何擴展的🥗，探究脈絡生成以及可能限度。從根本上說，不同人類文明形態下的城市治理必會有別。在城市治理領域，跳出“西方中心論”方能尋求人類文明互鑒🚃，也正是如此🎇🎋，城市文明在自我意識建構中不斷走向自覺。
陸燁📭：蘇老師的觀點我非常贊同👴🏽🚵♂️。1648年❎，歐洲各國在威斯特伐利亞確定了國際關系原則，隨後在對外擴張中將其轉化為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在全世界擴展開來。我閱讀清末民國中國外交人士的筆記文集或者會議記錄🎅🏻，會發現他們既對中國加入國際體系以求安全和發展充滿向往，又對中國身處基於西方歷史經驗和優勢地位而建構的國際體系境遇憂心忡忡。
例如1922年北京政府的海界委員會在討論是否接受西方公認的三海裏海界時，就認識到中國島嶼🫸🏿、海灣眾多的沿海地情與英美較為平整的海岸線不同，接受西方標準將會帶來嚴重的國防隱患。這種被動局面🧝🏽✈️，既有國力弱小的因素，也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界在海權領域尚無自主知識創新和構建的清晰意識和足夠能力。
蘇若林🤷🏻♀️：經濟學其實和國際關系在理論創新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的困惑。其中一個困惑就是如何處理西方經典理論和中國實踐的關系問題，換言之⚉，即中國自主知識創新到底是在原有理論框架下進行拓展還是重起爐竈建立全新的理論框架。
此外🐏，經濟學還有一些很鮮明的學科特點📏👃🏻。例如，經濟學學者的研究路徑和範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共識的🚦🙆🏽，即主要采用實證研究的範式🚎🐦。所以一個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這種範式的統一性又將如何影響西方經典和中國實踐的關系，從而進一步影響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呢？
蔣士成：劉洋老師的論述幫助我更好的理解法律的“借鑒”和“自主”之間的關系。中國的法製建設顯然不是一個照抄其他國家法律的簡單工作🎚，就如同中國革命的實踐也不能照抄其他國家的經驗一樣。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幾乎完全照搬了某些西方國家的法律條文🪻，但是這些法律條文的具體執行顯然受到當地的經濟🫴🏽、文化💆🏿♀️、科技水平的影響。後者對法律執行效果的影響可能遠比寫在文件中的法律條文更大。
劉洋：賈老師提到了自主知識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建立中很關鍵的兩個元素：主體性回歸和真問題導向。我國法學以往的研究中，存在嚴重的主體性迷失現象，廣大法學家動輒以西方法律製度或其法治實踐作為評判中國法治建設成功與否的標尺🏂🏿、觀察中國法治有無進展的透鏡。這相當於不自覺間把自己置於“西方人”的地位，對中國語境下內生的法治秩序及其獨有的運作模式欠缺有效的理解。某種程度上，這也源自對中華大地上真正亟需解決的法律問題的遲鈍乃至漠視🧏🏼♂️，這才引發了已故著名法學家鄧正來先生“中國法學向何處去”的靈魂發問。此一問題的化解和應對，恐怕也沒有比賈老師自己提出的“真問題導向”更好的藥方了。
文匯𓀏：通過大家簡短的腦力碰撞，我們對於建立自主知識體系的共性有了更深入的認識🤲🏿：500年來西方的現代化實踐呼喚了西方的理論🤦🏼，並在大國競爭中占據的話語權，當這個話語權成為壟斷或定於一尊地忽略其他地區的發展案例時，她的價值就自損了🙋🏼♀️😔，經典因故步自封而缺少詮釋力和普遍性🏋🏽。而中國本國的偉大實踐，更需要本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為主力，來構建自主知識體系，這也是對世界經典話語體系的補充、更新和貢獻。
我發現大家在分析本系統的必要性時，都自覺地應用了“六個必須堅持”中的方法論——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創新、問題導向、系統觀念💆🏼♀️、胸懷天下，某種意義上，這樣的自主知識體系也將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組成要素之一。